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
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
大通县财政金融政策联动稳就业促创业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座院落门口的木板上,写有“王茂荫故居(gùjū)”字样,而院门旁边(pángbiān)标牌上的字样为“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wénwù)——歙县会馆”。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却(què)一直没有(méiyǒu)购置房产,长期居住(jūzhù)在歙县会馆。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以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著称,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虽然未被(bèi)采纳(cǎinà),却被马克思写入了《资本论》第一卷,从而使他成为唯一被《资本论》提及的中国人。
乡谊为重(wèizhòng),会馆即是旅京之家
位于宣武门外大街(dàjiē)107号的歙县会馆坐西朝东,目前前院经营茶、酒和咖啡,后院包括西正房、过厅(guòtīng)、南厢房和北厢房,正房面阔五间,南北厢房、过厅各三间。修葺一新的房舍(fángshè)间,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jǐxǔ)沧桑。
正房门前竖立一块展板,上面是(shì)王茂荫的(de)画像以及他早年经历、仕途发展、晚年生活、主要贡献的简单文字介绍。室内(shìnèi)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书案上放(shàngfàng)着笔墨纸砚,还有几个卷轴。墙壁(qiángbì)上的两块展板,文字与图片相结合,内容分为四个章节,即王茂荫生平、王茂荫的货币论、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歙县会馆。
现在的歙县会馆,早已不是(búshì)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据说,腾退和修缮后(hòu)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
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由(yóu)安徽徽州(huīzhōu)36位茶、漆等(děng)商人倡议筹建(chóujiàn)。当时的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为其中之一,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来者实有依归,无论崇卑(chóngbēi),咸得解装于斯,而从容别定(biédìng)馆舍,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就是说,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当然,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
清朝初年,歙县会馆(huìguǎn)由商馆转变为士馆、仕宦行馆,成为(chéngwéi)徽州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京候职的临时寓所。据《歙事闲谭》记载,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gè)状元、2个榜眼、1个武榜眼、8个探花、296个进士。另外,还(hái)出了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fúzhù)。
随着徽州旅京人员的(de)增多,会馆渐渐不堪重负。乾隆五年(1740年),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使歙县(shèxiàn)会馆得以扩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任内阁中书(从七品)的歙县人吴(wú)宽(kuān)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xúshìyè),向这位(zhèwèi)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在得到资金支持后,对(duì)歙县会馆再度扩建。到了嘉庆(jiāqìng)初年,会馆虽有一定规模,但(dàn)“岁久渐倾圮”。嘉庆六年(1801年)盛夏,一场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嘉庆九年(1804年),歙县籍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商人的捐资,历时三年,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此次大修,不仅(bùjǐn)使会馆焕然一新,也使其一改颓势,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
除了王茂荫,朝廷大员(dàyuán)曾(céng)国藩、李鸿章、祁寯藻等(děng)都人(rén)也曾是(shì)歙县会馆(huìguǎn)的常客。如果往前追溯,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前清学者第一人”的戴震、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到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画家黄宾虹等,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深厚的文化积淀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
两袖清风,为安社稷直言敢谏(jiàn)
清道光十二年(shíèrnián)(1832年),王茂荫考(kǎo)中进士。不久,被授予户部主事,升任员外郎。次年,他从安徽(ānhuī)歙县到京城任职(rènzhí)。此后,他先后担任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zài)京为官30年,始终不携带家眷,不购置房产,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
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wángmàoyīn)父母诏书 安徽中国徽文化博物馆藏
在担任御史期间,王茂荫对当时的(de)用人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比如,强烈反对以(yǐ)字体工拙取士。他认为,过于注重小楷,以至于“合天下之聪明才俊尽日握管濡毫(guǎnrúháo)”,根本不能(bùnéng)“济实用”。就是说,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乡试会试以实务(shíwù)为主,殿试朝考重视(zhòngshì)经学文意,将(jiāng)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王茂荫的人才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
咸丰八年(1858年),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建议将《海国图志》五十卷(wǔshíjuǎn)本刊刻重印,以使(shǐ)朝廷官员及国民“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他认为,应该知己知彼,坚定信心,共谋抵御外敌(wàidí)大计。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tích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极力推崇。由此可见,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之志,而且具有(jùyǒu)远见卓识。
当然,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他(tā)的货币改革方案(gǎigéfāngàn)和货币理论(lǐlùn)上,学术界将其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为了应对(yìngduì)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他上奏咸丰皇帝,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认为“官能定钱(dìngqián)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造大钱势必导致物价上涨。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nèi),发行新的纸币。
次年,王茂荫针对银票、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de)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向咸丰皇帝上奏《再议钞法(chāofǎ)折》。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一是允许(yǔnxǔ)钱钞兑换现钱,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是允许各商店用(yòng)钞换银,四是(sìshì)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yǔ)国家之间的关系,后两项涉及商人(shāngrén)与商人、商人与顾客(gùkè)的交易中扩大钞币使用。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前两项是重点。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
然而,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大为不满,认为(rènwéi)他所言“贵民而贱官”,不以国(guó)家政事为重。户部(hùbù)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也指责王茂荫“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于是,咸丰皇帝下令查办,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货币改革搁浅(gēqiǎn)。
改革搁浅,却被写入《资本论(zīběnlùn)》
同治四年(1865年),王茂荫回安徽歙县为继母守孝。当时(dāngshí),他家老宅破败,人丁寥落。不久,他在(zài)家中病逝,享年67岁。
王茂荫去世两年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论述的是货币和商品流通。这一章有个附注83:“清朝户部右侍郎Man-mao-in向天子上了(le)一个奏折,主张(zhǔzhāng)将官票、宝钞(bǎochāo)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bùdéérzhī)。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xiángyuè)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bùlìyú)国。’”
1927年,在(zài)法国留学的(de)侯外庐翻译德文版《资本论》时,对附注83中的“Man-mao-in”感到棘手。回国后,他与(yǔ)合作者王思华一起(yìqǐ)去请教中国财政(cáizhèng)史研究(yánjiū)专家崔敬伯(cuījìngbó)。崔敬伯在查阅《清史稿》列传后告诉他们,“Man-mao-in”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侯外庐又阅读了《王侍郎奏议》,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思想,最终认定“Man-mao-in”确为王茂荫。
《资本论》早期翻译者王亚南,也曾为“Man-mao-in”一筹莫展。他(tā)向历史学家吴晗(wúhán)求助(qiúzhù),吴晗告诉他,这个“Man-mao-in”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fābiǎo)文章,说《资本论》附注83中的“Man-mao-in”为王茂荫。依据是:一、《东华续录》的记载。二、他托人去徽州,向(xiàng)王茂荫家族(jiāzú)后人调查后的结论。郭沫若将(jiāng)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并掀起(xiānqǐ)了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
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wángmàoyīn)的(de)经济观点,并将其作为(zuòwéi)论据,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就是有“定数”,不能泛滥。更重要的是,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足额兑换白银。就是说,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可谓不谋而合。但他却因此受到(shòudào)咸丰(xiánfēng)皇帝和众大臣(dàchén)的严厉指责,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
那么,在当时交通和通讯(tōngxùn)都很(hěn)落后的情况(qíngkuàng)下,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清朝咸丰年间,北京驻(zhù)有东正教使团,他们定期向国外(guówài)报告清国情况。王茂荫试图进(jìn)行货币改革,并因此惹怒咸丰皇帝的事,被人打探到以后,写进了报告。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欧洲,传到了德国,并被马克思获悉。于是,王茂荫就被写进了《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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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láiyuán):北京晚报五色土

在宣武门外大街一座院落门口的木板上,写有“王茂荫故居(gùjū)”字样,而院门旁边(pángbiān)标牌上的字样为“西城区一般不可移动文物(wénwù)——歙县会馆”。

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尽管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却(què)一直没有(méiyǒu)购置房产,长期居住(jūzhù)在歙县会馆。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财政学家以清正廉洁、直言敢谏著称,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虽然未被(bèi)采纳(cǎinà),却被马克思写入了《资本论》第一卷,从而使他成为唯一被《资本论》提及的中国人。
乡谊为重(wèizhòng),会馆即是旅京之家
位于宣武门外大街(dàjiē)107号的歙县会馆坐西朝东,目前前院经营茶、酒和咖啡,后院包括西正房、过厅(guòtīng)、南厢房和北厢房,正房面阔五间,南北厢房、过厅各三间。修葺一新的房舍(fángshè)间,一棵高大粗壮的椿树显出几许(jǐxǔ)沧桑。

正房门前竖立一块展板,上面是(shì)王茂荫的(de)画像以及他早年经历、仕途发展、晚年生活、主要贡献的简单文字介绍。室内(shìnèi)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书案上放(shàngfàng)着笔墨纸砚,还有几个卷轴。墙壁(qiángbì)上的两块展板,文字与图片相结合,内容分为四个章节,即王茂荫生平、王茂荫的货币论、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歙县会馆。
现在的歙县会馆,早已不是(búshì)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据说,腾退和修缮后(hòu)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
歙县会馆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由(yóu)安徽徽州(huīzhōu)36位茶、漆等(děng)商人倡议筹建(chóujiàn)。当时的徽州一府六县,歙县为其中之一,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来者实有依归,无论崇卑(chóngbēi),咸得解装于斯,而从容别定(biédìng)馆舍,此徽歙建置会馆之由也”。就是说,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当然,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
清朝初年,歙县会馆(huìguǎn)由商馆转变为士馆、仕宦行馆,成为(chéngwéi)徽州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京候职的临时寓所。据《歙事闲谭》记载,清代的歙县出了5个(gè)状元、2个榜眼、1个武榜眼、8个探花、296个进士。另外,还(hái)出了4个大学士、7个尚书、21个侍郎。他们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fúzhù)。
随着徽州旅京人员的(de)增多,会馆渐渐不堪重负。乾隆五年(1740年),寓居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使歙县(shèxiàn)会馆得以扩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时任内阁中书(从七品)的歙县人吴(wú)宽(kuān)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xúshìyè),向这位(zhèwèi)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在得到资金支持后,对(duì)歙县会馆再度扩建。到了嘉庆(jiāqìng)初年,会馆虽有一定规模,但(dàn)“岁久渐倾圮”。嘉庆六年(1801年)盛夏,一场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嘉庆九年(1804年),歙县籍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商人的捐资,历时三年,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此次大修,不仅(bùjǐn)使会馆焕然一新,也使其一改颓势,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
除了王茂荫,朝廷大员(dàyuán)曾(céng)国藩、李鸿章、祁寯藻等(děng)都人(rén)也曾是(shì)歙县会馆(huìguǎn)的常客。如果往前追溯,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前清学者第一人”的戴震、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埴等。到了近代,教育家陶行知、画家黄宾虹等,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深厚的文化积淀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
两袖清风,为安社稷直言敢谏(jiàn)
清道光十二年(shíèrnián)(1832年),王茂荫考(kǎo)中进士。不久,被授予户部主事,升任员外郎。次年,他从安徽(ānhuī)歙县到京城任职(rènzhí)。此后,他先后担任御史、户部右侍郎、左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吏部右侍郎等职,历经道光、咸丰、同治三朝,在(zài)京为官30年,始终不携带家眷,不购置房产,独自一人居住在歙县会馆。

清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wángmàoyīn)父母诏书 安徽中国徽文化博物馆藏
在担任御史期间,王茂荫对当时的(de)用人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比如,强烈反对以(yǐ)字体工拙取士。他认为,过于注重小楷,以至于“合天下之聪明才俊尽日握管濡毫(guǎnrúháo)”,根本不能(bùnéng)“济实用”。就是说,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勿论字体工拙,笔画偶疏,专取学识过人之卷”。乡试会试以实务(shíwù)为主,殿试朝考重视(zhòngshì)经学文意,将(jiāng)真才实学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王茂荫的人才观,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和改进。
咸丰八年(1858年),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建议将《海国图志》五十卷(wǔshíjuǎn)本刊刻重印,以使(shǐ)朝廷官员及国民“知夷难御而非竟无法之可御”。他认为,应该知己知彼,坚定信心,共谋抵御外敌(wàidí)大计。对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tíchū)的“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他极力推崇。由此可见,王茂荫不仅心存报国之志,而且具有(jùyǒu)远见卓识。
当然,王茂荫的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他(tā)的货币改革方案(gǎigéfāngàn)和货币理论(lǐlùn)上,学术界将其评价为“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那是咸丰三年(1853年),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为了应对(yìngduì)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他上奏咸丰皇帝,反对铸造成百上千的大额钱币,认为“官能定钱(dìngqián)之值,而不能限物之值”,铸造大钱势必导致物价上涨。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nèi),发行新的纸币。
次年,王茂荫针对银票、宝钞和铸大钱所造成的(de)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向咸丰皇帝上奏《再议钞法(chāofǎ)折》。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一是允许(yǔnxǔ)钱钞兑换现钱,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三是允许各商店用(yòng)钞换银,四是(sìshì)允许典(当)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yǔ)国家之间的关系,后两项涉及商人(shāngrén)与商人、商人与顾客(gùkè)的交易中扩大钞币使用。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前两项是重点。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二是他出身于商人家庭,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
然而,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再议钞法折》大为不满,认为(rènwéi)他所言“贵民而贱官”,不以国(guó)家政事为重。户部(hùbù)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也指责王茂荫“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殊属不知大体”。于是,咸丰皇帝下令查办,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货币改革搁浅(gēqiǎn)。
改革搁浅,却被写入《资本论(zīběnlùn)》
同治四年(1865年),王茂荫回安徽歙县为继母守孝。当时(dāngshí),他家老宅破败,人丁寥落。不久,他在(zài)家中病逝,享年67岁。
王茂荫去世两年后,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问世。《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论述的是货币和商品流通。这一章有个附注83:“清朝户部右侍郎Man-mao-in向天子上了(le)一个奏折,主张(zhǔzhāng)将官票、宝钞(bǎochāo)改为可兑现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严厉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bùdéérzhī)。审议报告最后说:‘臣等详阅(xiángyuè)所奏……所论专利商而不利于(bùlìyú)国。’”
1927年,在(zài)法国留学的(de)侯外庐翻译德文版《资本论》时,对附注83中的“Man-mao-in”感到棘手。回国后,他与(yǔ)合作者王思华一起(yìqǐ)去请教中国财政(cáizhèng)史研究(yánjiū)专家崔敬伯(cuījìngbó)。崔敬伯在查阅《清史稿》列传后告诉他们,“Man-mao-in”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判断,侯外庐又阅读了《王侍郎奏议》,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思想,最终认定“Man-mao-in”确为王茂荫。
《资本论》早期翻译者王亚南,也曾为“Man-mao-in”一筹莫展。他(tā)向历史学家吴晗(wúhán)求助(qiúzhù),吴晗告诉他,这个“Man-mao-in”就是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
1936年,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fābiǎo)文章,说《资本论》附注83中的“Man-mao-in”为王茂荫。依据是:一、《东华续录》的记载。二、他托人去徽州,向(xiàng)王茂荫家族(jiāzú)后人调查后的结论。郭沫若将(jiāng)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并掀起(xiānqǐ)了一股研究王茂荫的热潮。
马克思之所以关注王茂荫(wángmàoyīn)的(de)经济观点,并将其作为(zuòwéi)论据,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就是有“定数”,不能泛滥。更重要的是,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足额兑换白银。就是说,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商品流通理论,可谓不谋而合。但他却因此受到(shòudào)咸丰(xiánfēng)皇帝和众大臣(dàchén)的严厉指责,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
那么,在当时交通和通讯(tōngxùn)都很(hěn)落后的情况(qíngkuàng)下,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清朝咸丰年间,北京驻(zhù)有东正教使团,他们定期向国外(guówài)报告清国情况。王茂荫试图进(jìn)行货币改革,并因此惹怒咸丰皇帝的事,被人打探到以后,写进了报告。消息不胫而走,很快传到了欧洲,传到了德国,并被马克思获悉。于是,王茂荫就被写进了《资本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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